十九、北京天童等處講學與赴東亞佛教大會
十三年夏初，大勇赴北京從白普仁喇嘛習藏密，發起入藏研求密法的決心，計劃召集一班學僧先學習藏文，待藏文稍有根柢，再進西藏研習。遂得湯鑄新、胡子笏、但怒剛、劉亞休、陶初白等的皈依贊助，在北京慈因寺創設佛教藏文學院，在是年冬間開始成立。武院的職員大剛（出家後的王又農）、超一、及研究員法尊、觀空、嚴定、會中、法舫等，皆隨以去。師資雖不滿二十人，精神甚好，湯、胡、劉等護持亦殷切。及段執政，有許靜仁、馬冀平等與政府甚通聲氣，因發起護國仁王法會，公請我入京講演此經。我於正月底到京，大勇、子笏等率眾由車站迎住慈因寺。大約是於二月初間開講。講壇向內政部借設於中央公園社稷壇，地點的適中，殿宇的弘敞，迥非向來講經的講壇可比。開講頭幾天，聽眾達二三千人，後亦常有六七百人。我的言論以猶有多數人不能全懂，乃由法尊、法舫二人輪流譯語並記錄，即當年在北京印行的仁王護國經講錄。在此講期中特有可紀者，為講經不多日，即值孫中山先生逝世，治喪處亦向政府指定要社稷壇為公眾祭弔場。政府函復已借與講經會，可由治喪處自向講經會洽商。講經會幹事劉亞休等亦為治喪處職員，乃商定治喪處捐資講經會，在中央公園空地上另搭一棚作講堂，讓社稷壇為開弔場七日，開弔後講堂仍遷回社稷壇。開弔時，來的人眾更多，皆自講經堂前走過，因此來聽講的人也更多了。我也曾到孫先生的靈堂內瞻弔，故後於弔時哲詩中，有「普陀山上題詩錄，社稷壇中謁哲魂」之句。講經圓滿日，如英國佛徒克蘭佩、美國教育家衛西琴、雍和宮堪布貢覺仲尼、西藏格西多傑覺拔等，皆參預聽講並攝影；多傑格西在陞座前，出眾中頂禮，並登臺獻哈達請為摩頂，尤屬藏僧對漢僧未有的尊敬。
在這年的講經期內應特記的：一、曾與白普寺、莊思緘、馬冀平等發起中華佛教聯合會，設籌備處於廣濟寺，為後來東亞佛教大會代表團的產生機關，亦為江浙佛教聯合會、湖南佛教聯合會等的策源。二、胡妙觀（子笏）把我的一篇談教育的文字，登在晨報上，徵求有人來討論。在太原辦大同學校以試驗理想教育的衛中（西琴）博士見了，特地到北京來訪我。我與談佛的教育方法，他似乎最注意怎樣能測知學生的心理，深以他心通的未易獲得為憾事。三、燕京大學的邀為講演，因有熊明等發心學佛。四、多傑覺拔係拉薩考得格西後，又曾專修密法，在西藏有瘋子喇嘛的名聞，又游化蒙古多年。此時為禮班禪大師到北京，大勇聞白普仁言其德學，訪問未值。有一天，他忽然自到藏文學院來了，大勇引以見我，意甚殷勤，即留院同住。我贈以黃布海青及黃風兜，他亦隨喜穿戴。我的眼睛被風沙所吹致病，他為我誦咒吹口沫兩次而愈。他又為大勇請護法神保護進藏，但所請的西藏護法神未降，卻把在廣濟寺護法的狐仙請來了，降在天然及超一等身上，當下即有能知他心及發人陰私等靈驗。力阻大勇赴藏，勸留在北京，願為護法。他現在願捨去廣濟寺來護持大勇，但他過不了黃河，所以如大勇要去西藏，他不但不能護法，且當力作阻撓；後來多傑誦驅遣咒，始將他遣走。這是我於五台山回京時，聞大勇等傳說的。多傑在內地的弘傳藏密，及藏密的弘傳內地，亦由此而起。
我講經後，與妙觀居士等朝五台山，從北京到定州，坐火車一天，當晚僱好上山的騾轎，走了四天始到山。到山的那一天，章嘉喇嘛的大隊人馬亦正進山，大雪紛飛（我為於四月初四文殊誕前趕到，這時大約是在四月初頭）。我們住宿在碧山寺的廣濟茅蓬。那時，廣濟茅蓬的住持明恒修，請性蓮和尚在蓬率眾修持；性蓮與我談甚投契。我們在山住了七八天，因風雪的關係，我於五個台頂只到了最高的北台頂，訪了菩薩頂及達賴廟的喇嘛，又到過顯通寺及塔院寺、五郎溝等。另從五台縣一路出山；第二天在五台縣午餐，縣長某君招待甚殷。當晚，宿閻督百川的河邊村，與村長等詢談山西模範省的邨政之類，稍知梗概。次日，乘長途汽車到太原；入城時，守城門的軍警要了名片。我們進旅館休息，未及兩個鐘頭，已有閻督派來招待員，招待去文廟居住。時趙戴文不在太原，由徐一清、力弘等讌談，陪遊晉祠等名勝。閻約期相晤，我同妙觀與縱談兩小時，意趣不盡愜洽。邀在洗心社之自省堂講演一次，全城各界首領都來集聽，由佛化新青年會會員劉仁宣為記錄。在太原約住了三四日，乘火車到石家莊，遊覽一宿，次日換車抵北京。這個時候，大勇已決定收束藏文學院，率學僧從川、康入藏。我亦因天童寺講楞伽經的預請，購了通濟公司由北京到上海的頭等通車票，離北京南下。
通車票是可以沿途分站下車的，我的行李交火車直攜上海，我只提一隻手提皮夾。先在濟南下車一宿，略窺山東省會的風物。常州、無錫亦是我向來火車屢經而未停留過的，此次晨過常州，遊訪了天寧寺、清涼寺，就清涼寺午餐後，上車至無錫飯店留宿。次晨遊惠泉山、梅園諸勝，一路皆紀以詩。又停訪了久別的蘇州，於北塔報恩寺受昭三的招待，遂緣起下半年的蘇州講經。晚車抵上海，居留數日，曾由居士林歡迎講演，與禪定訪程雪樓談發起江蘇佛教聯合會事。又因杭州佛教會吳璧華等的迎接，重到自民十冬闊別了四個年頭的西湖，遊訪了靈隱、昭慶、彌陀各寺庵，在功德林講學三天，收了百餘男女的皈依弟子。再回滬而赴甬，先到育王寺禮拜舍利三天。就於這個時間，上海發生五卅慘案，亦就於這五卅慘案發展中，到天童開講楞伽，由隨聽的陳秉良居士為記錄，淨心老和尚作序印行，即是流通的楞伽義記。是時，天童已重新羅漢寮及添闢玲瓏巖以上觀音亭諸景，放羊山淨老的塔院亦已落成，所至皆有題詠。這一年，天童文質方丈期滿，已改推圓瑛繼任，乃圓瑛因接受泉州開元寺辦佛教孤兒院之請，派人來函辭退。寺眾咸欲推我為繼任方丈，我力辭，乃改舉了恰恰來寺的禪定。這個講期中，雲巖亦於座下聽講，並代講大座一次；他就在這一年回到重慶，創立了獅子山慈雲寺。會泉率領許多香客，從普陀進香來天童寺，亦聽講數日。
天童的講經完，大約是在六月半了。我到上海，由當差的先把行李上了輪船，我乘火車到南京參觀歐陽無等新開辦的法相大學。我有好多學生也都在聽講，竟無恰赴講堂，就請我即席講演，並與王恩洋、呂秋逸等晤談。我於下關上了輪船，到九江至大林寺，開辦廬山學宭。那年的秋杪，蘇州北塔寺昭三與張仲仁、李根源、陳哲民等，發起講經會，邀至蘇州講仁王護國經；又為少數研究的人，作楞伽經的研究；並因蘇州的基督教青年會及東吳大學等，邀請往作臨時講演。那時，我已有世界佛學苑的提議，昭三願將北塔寺供獻作苑址。我那時要去出席日本的東亞佛教大會，乃約回國後再來接收。
東亞佛教大會的開會期，大約是十月底吧。我們是在十月中旬齊集在上海動身，我與道階法師為團長，團員為持松、弘傘、曼殊、覺初、王一亭、胡瑞霖、韓清淨、徐森玉、楊鶴慶、張宗載、寧達蘊、劉仁宣等二十六人，侍者二人，翻譯二人，共三十個人。係由中華佛教聯合會，呈請政府，領了六千元的經費，推定人選，代表中國前去出席。來回的船費及零星雜費，都在六千元內，每人分取二百元支用。到神戶，一登岸後，所有一切的車旅膳宿，概歸日本佛教招待。我們抵神戶，即有日本的總招待水野梅曉、大西良慶，及我的在日本留學的學生恒慚等多人上船迎接。在神戶，至預設招待處停留一宿，次晨即乘車赴東京。抵東京車站，日本佛教聯合會主事窪川，法相宗管長佐伯定胤，帝大教授木村泰賢，各宗僧正僧侶，佛教青年會，佛教男女學校學生，列隊歡迎者在萬人以上，我代表中國佛教致答謝詞，即率全團到芝公園增上寺會所招待處住。招待處有暹羅佛徒一人，又朝鮮、台灣佛徒十數人。寺中雖設有「日本佛教聯合會」，但日本之佛教只有各宗自成一系統的全國組織，而此整個佛教的各宗聯合會組織，由淨土宗發起而設在淨土宗的增上寺內，然甚鬆懈而無多效用。最強大的真宗（本願寺各派），且落落羞與各宗聯合，故於此東亞佛教大會，乃獨無真宗領袖的參加。
東亞佛教大會開會的議程七日。第一日，舉行開會式，日本的文部省、中國的公使館均派來代表，英國、德國、美國的歐美來賓亦有多人。日本各宗派的代表，多為宗派領袖，約三四十人；朝鮮七八人，台灣四五人，暹羅一人，中國二十六人，而緬甸仍無人出席。先佛前設供上香作禱誦，次推定佐伯定胤為正會長，中國方面的道階法師為副會長，攝影休息。第二日，開全體會，分為法義、教育、慈善、文化四組。第三至第六日，開分組會議。第七日開全體會，宣佈通過以陽曆四月八日為佛教紀念日而閉會。會畢，由梅曉等陪赴日本全國各處參訪遊觀，歷時二十餘日。總往還日期，一月有餘，返上海時已十一月中旬，詳載日本所印的東亞佛學大會記，及海潮音第六卷的東亞佛教大會專號，日本並製有東亞佛教大會及中國代表團遊歷參觀的影片，可以演考。
但開會及遊訪中特堪回憶的，第二天的大會幾乎未開成！因為以中國代表排列在日本之下，朝鮮之上。胡子笏、韓清淨等，均以朝鮮、台灣應附於日本，而中國、暹羅則為其他國家代表。爭持數刻鐘，始變更序次以開會。又舉為東亞佛教大會副會長的雖是道階，然我以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的緣故，從神戶登岸起至神戶送行止，我於歡迎會致答詞三十餘次，及受少年少女的獻花亦十餘次。特約的講演，則為帝國大學、佛教青年會、高野山大學等。盛宴，如文部大臣的邀請。第一流中俄通後藤子爵等，皆來晤敘。名教授的訪談，如南條文雄、井上圓了、村上專精、大內青巒、高楠順次郎、鈴木大拙、渡邊海旭、常盤大定、木村泰賢、金山穆韶等。於大會之法義研究組，我因力主日本應注重持律，引生律宗管長專來敘話。因悉日本律宗本末只三寺數十僧，所餘皆不受沙瀰、比丘戒的。又於西京有一次集數十佛學專家開研究會，我曾力主以釋迦內證為教源。後有臨濟宗等禪師特來訪談，深致欽敬。他若德國大使索爾夫與參事熙爾（後為駐中國公使），德教授俾友沙之約晤，為我遊化歐美一助緣。而我國駐神戶領事周珏，招集神戶華僑的殷勤接待，亦殊可感！最奇者，則為大本教的教主派曾充吳子玉顧問的田中，專車來西京迎邀，以胡子笏堅持必須彼教主親自來晤，遂未往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