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二年返滬後，掛單海潮寺，住持厚遇，贈師手杖一根留念。
一九三三年初回渝，於長安寺講《心經》，旋即返蓉。春，文殊佛學院請講《俱舍論》。秋於佛學社講《華嚴經十地品》，於大慈寺講《龍樹菩薩勸誡王頌》，冬又講《仁王護國經》三七，聽眾遞增，每座達一千四、五百人，盛況空前。並將與佛金師共同自印請回之舍利一粒，供文殊院建塔供養。
一九三四年赴五臺山廣濟茅蓬作半安居，講《基本三學》、《盂蘭盆經》後，閉關靜修，並譯集經論。亦助茅蓬發展作多貢獻。是年曾應上海佛教淨業社之請，赴滬弘法，法會極一時之盛。
一九三五年返五臺，安居中講《比丘日誦》、《比丘戒本》、《菩提道次第科表》。應請赴太原講《比丘戒》及《金剛經》。旋即返川，並赴里塘禮敬那摩寺老格西靈位。又從跑馬山降巴格格學《中論》。不久回蓉，繼續譯述。
一九三六年上海舉行丙子息災法會，師應邀赴滬，於覺園班禪大師紀念堂講經，每天皆先說戒，後講經，顯密兼弘，深入淺出，四眾雲集，恒逾千數，盛況希有，皆大歡喜。講經之餘，仍勤譯事。講經圓滿後，再赴五臺，住廣濟寺，譯集不輟，其時已集《文殊五字真言儀軌》（此乃師自造，曾獲康薩喇嘛讚賞）、《菩提道次第科頌》、《定道資糧》、《比丘戒集頌》（均師自集，非譯稿），並譯出《大威德十三尊儀軌》等。
是年四月初四文殊聖誕，應請接任茅蓬住持，外緣仍由廣慧老和尚經理，師專領眾薰修戒定，回向眾生。四月十六日領眾結夏安居。寺內分禪堂與念誦堂，禪堂坐禪修觀，與普通禪寺同，原住僧人早晚上殿外，在此參禪。念誦堂又分觀誦與講誦。觀誦依儀軌持誦觀修，講誦依經律辯論抉譯。其時來山學法者約四十人，先辦觀誦。師擇行持有素者，親領念《大威德十三尊儀軌》，餘念《五字真言》。安居期內每日下午講經二小時，則二堂合聽，初月分講《四分戒本》，中月講《定道資糧》，後月講《菩提道次第攝要頌》。未入二堂之內外寮職，一齊安居，上客堂僧亦可加入。諸方長老法師來山安居者，另有客寮，隨眾與否，聽其自便。無論上中下座，辦道者皆能滿願。師在五臺，多胡子笏居士護持出力。
師除領眾行持外，並親近菩薩頂扎薩喇嘛，隨學隨譯《現證莊嚴論》，兼學其他密法。是年秋，請人造大威德雙身像，高約四尺。冬像成，師自燒護摩，請扎薩喇嘛裝臟開光，並傳大威德十三尊灌頂，師與弟子對喇嘛本尊隆重供侍。
是年冬，因藏密法派與內地僧團共住一寺，難免牴觸。師深感欲弘宗大師法流，非獨自建立道場不可。乃與扎薩喇嘛商議，取得同意後，於一九三七年初，將本尊像及眾弟子，遷至善財洞住。全寺僧眾百餘人護送，師散襯相酬。
一九三七年春，山西太原海子邊佛教會會長力空和尚、省主席趙戴文、居士李曉峰等請師講經。即留少數人看守道場，餘眾隨赴太原。與弟子同步行，沿途集中念經修法。並誡弟子，凡於說法處應威儀具足，防護他心，免生疑謗。
至太原，講《菩提道次第科頌》、《文殊五字真言》及《金剛經》。因念居士晝無暇，改在晚間講，聽眾日增，多有工人官員等，及異教徒聞法心悅誠服而皈依者。法會圓滿，四眾挽留，即在太原安居，一切依律行持，托缽受食，由居士供養。安居中講《生起次第》。
七七事變發生，《生起次第》尚未講竟，師謂學法艱難，魔障眾多，國事要緊，只能暫止講授，修法應變，故《生起次第》末後有「譯講未竟，適倭人侵華」等語。安居圓滿後戰事頻仍，師曰：「回山已不可能，國難當頭，非少數人力量所能回轉，必須辦大法會，集中群力，但目前因緣不具。」又告眾曰：「各位可各找住處，告我地址，我回川覓地，辦起道場，再給你們匯錢來川。」足見師雖處逆境，愛國護教之心，有增無減，悲憫弟子，無以復加。
弟子等不願離散，要求隨師入川，由李曉峰借助成行。師先率三、五人到漢口，住佛教正信會，餘人隨至。正信會地小，難容多人。應武昌三佛閣大鑫和尚之請，舉辦法會，講《仁王護國經》，四眾雲集，供獻極豐，悉歸三佛閣常住。又為萬廣寺比丘尼，講《比丘尼戒》。
講戒後，師即入川，弟子欲從而缺川資，得二商船，優待僧人，免費供食，並給零錢。九月抵渝，即辦法會，講《仁王護國經》。師每日講經、譯經、誦經不斷，又需接待來賓，備極忙碌。
法會後，由居士陪同至蓉，先住文殊院，舉辦法會，規模遠勝重慶，講《仁王護國經》、《菩提道次第》、《普賢行願品》、《金剛經》，直至冬月告一段落。
其時僧俗皈依弟子甚眾，咸望有一專修黃密之道場。諸方長老初擬就某寺顯密共住。以無主權，師不同意。乃由文殊院退居法光老和尚，將其下院南郊近慈寺，供師開辦道場。該寺年久失修，師往看後，甚滿意。即與二人，住入破寺，先修法堂，作大威德殿，再修住房。二、三月基本就緒，能容七、八十人。
一九三八年三月，師弟全部遷入，近慈寺道場正式成立。以後四○年修宗大師殿及藏經樓，四一年修護摩壇，四二年修沙彌堂，四五年修譯經院，殿宇重重，蔚然壯觀，成為內地首創之黃密根本道場。
一九三八年春，應綿竹祥符寺之請，舉辦講經法會。法光和尚接任方丈，師任寺主，主法，並傳部分弟子《護摩儀軌》，因法會人眾，需數人同時念修故。
祥符寺講經圓滿後，抵孝泉，禮龍護舍利塔，念經修法兩日。至德陽崇果寺講經，令眾弟子回近慈寺安居，餘少數聽經後，作後安居。是年春，譯成《生起次第津要》。安居中續講《生起次第》及《定道資糧》，安居圓滿，居士供衣。冬月初八譯《上師無上供養觀行法》竟。
一九三九年春舉行首次傳戒，得文殊院引禮師相助。三月，赴峨嵋山禮普賢，于金頂燒護摩。接毗處殿住持，另請清明師代理和尚。以當家普天師佐之。旋赴佛學社、文殊院、昭覺寺講戒、講經畢，回近慈寺。時日本侵華戰爭激烈，由官方請師主法，于重慶長安寺辦息災法會，亦請喜饒嘉措大師參加。師率弟子數十人赴渝，因感災難深重，須先修七天加行，誦經燒護摩。由於漢奸告密，於開經首日，日機即來疲勞轟炸，晝夜不停。官方人員倉卒逃命，並接走喜饒大師，而留下師等。弟子眾甚感義憤，向師建議，吾等自籌經費，自辦法會，勿用官方插手。蒙師讚許，同走巴縣豐門場法主寺安居，該寺係師之師兄能碧師之廟，經費由重慶居士籌集，按月送寺。僧眾日誦《大威德》四次，晚加念咒。講《生起次第》，講至加持鈴杵時，師忽患痢疾，日瀉數十次，弟子勸師暫息，師云：「國難當頭，講此無上密，有障難，應多懺悔求加持。」堅持講說，以致聲音微弱。弟子等堅請休息，師允：「不能超過三日，法流不能中斷。」遂移座椅近廁所，一則上廁方便，一則納涼靜養。第四日病稍好轉，繼續開講。可見師為法流永轉，不惜己身之一切。
解夏後，九月道經自流井，應佛學社請，講《菩提道次第》，經資中縣開示二日。十月初返近慈寺，燒護摩半月。復應綿竹祥符寺請，傳戒講經。十一月底抵彭縣龍興寺，演講佛法大意四日，各縣聽眾，聞所未聞，皆大歡喜。皈依者三百餘人，其中有某校學生百餘人，復請師簽名留念，師欣然一一滿願。旋禮舍利塔，見塔頹廢，裂為四分，已塌其三，僅存一瓣，乃發願重修。商同縣佛教會、佛學社及龍興寺住持，成立重建龍興寶塔臨時籌委會，並通過簡章等。十二月初，師又赴渝，繼續主持法會，圓滿後回近慈寺。準備明春傳戒，師承多屬本道場人。
近慈寺根本道場又名護國金剛道場，以總持顯密修行三學功德，回向護國利民也。內分學戒堂，五年學戒；學戒之前，先學威儀事相等，名學事堂；學戒以後，進修加行，名加行堂，外來僧眾已曾學戒者亦可入此；最上金剛院，由台山來川諸上座所居，專修金剛乘法；未滿廿歲之沙彌，則另設沙彌堂，學戒學法，作為比丘之基。每年結夏安居，傳授大戒，半月一次誦戒，上半月燒護摩十五天，經常講經灌頂傳法，每日念誦修定，如法薰修。觀堂持缽，三衣不離，一切悉遵佛制。最盛時常住比丘近二百人，沙彌七、八十人，講經傳戒期間七眾約五六百人，黃密道風，名聞中外。